成吉思汗重商思想与蒙古族商贸文化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者。他重视发展商业贸易，具有商业精神、提倡自由贸易、实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成吉思汗也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的重商思想和政策措施不仅对蒙古族商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促进东西方物资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成吉思汗重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表现

　　成吉思汗特别重视发展商业和贸易。他认为商业是增加社会福利，增进人类和平的正当行业，尤其把对外贸易看作国家的“金麻绳”，看作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和睦相处的纽带。成吉思汗统治后期，随着蒙古领土的扩张，西域各国也便成了邻国。那时，各邻国间来往频繁、人民安居乐业，西域商人也纷纷来到蒙古。成吉思汗也向邻国派出庞大的商队，希望与他们友好相处，共取经济利益。

　　在成吉思汗看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们是增进世界福利的友好使者。他认为，商人不是世人鄙视的对象，而应该是人们学习的楷模。他在《必里克》中说“就像我们的商人带来织金衣服和好东西并坚信能从这些布匹织物获得巴里失那样，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鼓励儿子们射箭、骑马、一对一格斗，并让他们练习这些事，通过这样的训练把他们练得勇敢无畏，使他们像坚毅的商人那样掌握他们所知道的本领。他鼓励子孙后代学习商人们不怕艰难，兢兢业业，敢冒风险，勤奋好学，从零开始的创业精神。

　　成吉思汗提倡自由贸易，坚持公平卖买、等价交换的原则。他指责商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的不义行径。反对商业交易的不守信用、相互欺诈，尤其对那些欺行霸市、投机发财、盘剥百姓的奸商，主张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予以打击。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成吉思汗为了鼓励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政治上以富商大贾担任行政要职，提高其社会地位。同时还在蒙古帝国上层培育了一批重商、扶商的代言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和后来，不少商人充任了蒙元王朝的显官，如回鹘富商镇海为蒙古四大名相之一，权力在耶律楚材之上。回纥人阿三、阿合马、桑哥及汉人卢世荣均为商人，先后主政掌管财政经济大权。经济上以减免商税、鼓励经商、开办官商、发展翰脱、提供资助、增加渔利等办法来便利商民。根据成吉思汗的《大礼撒》，一律免除宗教人士、贫民、教师、医生及各类知者的赋税负担。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成吉思汗时代向经商者课税的记载。实际上窝阔台统治时期，从占领中原地区后才设立税所，开始征收商税。法律上，承认并保护经商者的合法地位和各项权益。在《大礼撒》中明文规定：要保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实行了国家集权管理对外贸易，逐步建立了直接干预商务活动的体制。成吉思汗下令：凡进入他国土内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对他们应优视厚待。因此，当时在大道上设置守卫，建立驿站，畅通商路，保护来往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给商业往来及贸易活动提供了各种方便。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说：“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第二，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不仅体现在他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上，而且在他的继承者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如窝阔台合罕、蒙哥汗、贵同汗，特别是在元朝皇帝忽必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元朝政府积极推行重商政策，发展商业，扩大贸易，在律令上特设保护商业的条款，给予商人各种优待和特权，如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贾人身安全和财物安全、救济商贾困难、各级政府普遍重用商人等等。

　　二、成吉思汗重商思想的根源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他的头脑里固有的，而是游牧民族特有的商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成吉思汗生长在一个外有强敌金兵压境，内有各部族相互吞并，强凌弱，众暴寡，道德秩序非常混乱的时期。所以，他自创业之始，就注重道德、威信和秩序的建立。对他来说，战争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达到安定和富足的一种手段。当以武力征服世界，建立赫然而立的军事帝国后，成吉思汗更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发展商业贸易才能补充自身经济的先天不足，实现繁荣稳定。同时，成吉思汗小时候曾经在较发达的、与中原邻近的部落生活过一段时间，曾受到中原文化一定的影响。执政期间，在他经常与各国各色商人接触交谈、了解情况、掌握军事情报的同时，无疑也学到不少经商知识，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

　　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来自于畜牧业生产方式本身。游牧业生产的单一性与人们需要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半自给性和依赖性。因此，交换便成为草原牧人的“必需品”，商业精神成为游牧民族共同的固有特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正好与城市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他们固有的特征。”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曾评价道：“元代统治阶级尚保存着游牧民族常有的商业精神和发展商业资本的特征。无怪它（指蒙元王朝—引者）对商业较中国以往封建王朝更为重视。”倪建中在《风暴帝国》中指出：“蒙古人是重商主义者，这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因为，他们所居之处，往往不利用农耕，资源也相对缺乏，要想得到粮食、食盐和工具，就必须发展贸易。”成吉思汗重商思想正是蒙古族固有商业精神的体现和典型代表。

　　三、成吉思汗重商思想与蒙古族商贸文化

　　成吉思汗重商思想的影响力，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方面，在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之下，蒙古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贸易和蒙古族商贸文化。另一方面，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和行动，体现出他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雏形，虽不系统、不完善，但对蒙古高原以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

　　关于第一点，即蒙古族的影响力。

　　首先，蒙古贸易是蒙古族游牧经济基础上形成并反映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思维特征的，不同于其它民族和地区的，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经济活动。蒙古贸易的特点主要是贸易在蒙古地区进行、经商者主要是蒙古商人、经营的商品是蒙古货物和贸易模式采用蒙古方式进行。正是在这种蒙古贸易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民族的商业贸易文化。

　　其次，蒙古商贸文化的核心是诚心友善。它的价值在于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点来不断补充自己。开放又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与四邻八方友好往来是蒙古人的古老传统。这种传统在生意上的表现就是提倡公平、自由贸易。在蒙古人的价值观当中，土地、牲畜是最主要的财富，除此以外也很重视对金银、货币等价值形态上的财富的获取。然而，在获取财富和经济利益时，非常注意手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倡导和气生财、取之有道。蒙古商贸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交换过程中义利的和谐统一，这可以说是蒙古商贸文化的灵魂。

　　最后，蒙古贸易和蒙古族商贸文化为蒙古民族开辟了走向富裕文明的谋生之路。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并在与中原和西域频繁交往中，受其农耕和商业文化的影响，蒙古人开始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时常过问商务之事，甚至亲自识别货物，讨价还价。元代经济史专家李翰说：“皇帝是最大的商人，其经商手段主要是付回回以银、令其经商纳利。”贵族、官吏、寺院住持等经商成为普遍现象。一般百姓，甚至军人都开始参与买卖活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军人经常带一些土特产随时准备交换。人们进城售其牲畜及乳类品，购置所需物品等记载。可见，13世纪开始，从蒙古皇帝到一般百姓已经普遍参与经商活动，商业贸易已经成为人们一种必要的谋生及致富手段。据《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威风凛凛的庇护下，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五万金巴里失或银巴里失的生意。

　　关于第二点，即世界影响力。

　　首先，加速了北方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重商思想得到肯定，蒙古社会形成了重商、行商的文化传统。翻开中国经济思想史，便可以发现，西周以前中国思想史上重商思想很流行，但从西周开始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最终形成了“农为本、商为末”，重商为“本末倒置”的经济伦理观。到了元代重商思想重新开始盛行，成为元朝执政者的重要治国方略。“元代的商业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至少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没有贱商的观念，相反，从很多措施上可以看到，政府不仅重视商业，还保护商业，因而元代商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举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马可波罗本身是个意大利商人，从1275--1292年的17年间，在元王朝先后担任总督、巡视、出外使节等要职，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百姓的爱戴。《马可波罗游记》展现较多的也就是当时中国商业得到重视和发展，经济全面复苏的实际情况。

　　其次，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给中国社会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契机。马克思谈到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时认为，商业资本本身产生不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风暴帝国》作者的分析中得到更多的启发。他们认为，蒙古人衰败，从中原退出，撤回草原后，中原文明也失去了新鲜血液，中国历史上丧失了一次转型的机会。因为，“在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中，这是近代化的前夜，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科学技术更上一层楼，为近代科学发展准备了足够充分的条件，西方近代民主制便由此启发而来。蒙古族注入的新血统，使中国人从宋人只知苟且偷生、毫无大志的颓靡状态中清醒过来，懂得了生存法则的残酷性，已经具备了征服海洋，走向世界的野心和能力。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了14~15世纪，近代文明的曙光应该出现在东方，而不是西方！”

　　最后，促进了东西方物资文化交流。成吉思汗的西征带来世界西方“两极”的互动，包括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术等极为重要的发明和诸多物质文化西传，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历史表明，蒙古民族不是商业民族，但也不是经商、歧商、不懂贸易的愚昧民族，恰恰相反，重视贸易往来，具有商业精神是蒙古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