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来自外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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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中是我人生的转折地，她使我终身与教育结缘

　　1969年1月我们杭州一中的三百多位同学到桐庐分水的五个公社插队，我和其中的四十余人被分派到最偏远的岭源公社，我幸运地被安排在公社所在地新联大队。来到这里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浙江竟有这么贫穷的地方，一个正劳力一天劳动的收入只有四毛多点。到了年底生产队里绝大多数人家无米下锅，都到二三十里路外的山里借玉米肩挑着出来，待来年早稻出产再挑新米去还。69年1月底一场罕见的大雪，公路上积雪没过小腿肚，而房东家大小七人只有四岁的小女孩和六岁的独子各有一件很薄的破旧棉袄，其他的人在那大冷的天都只穿着单衣单衫。我默默地脱下了丝棉背心送给了他们。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我教人难以忘怀的知青生涯。对于一个在城市里长到21岁，只晓得读书的我来说，生活、劳动都是十分严酷的考验。

　　开春，冰雪融化溪水充溢的时候，干得最多的是被农民称作“放树”的活儿，就是把深秋时节砍下晾在山里头的树木顺着溪沟利用水力一路运出来，这时人们得下到冰冷刺骨的溪水中用两刺扎不停地拖动着那些不怎么听话的木头，冰人的水浸到膝盖以上，内裤都被浸湿了。这活儿还有不小的危险性，相邻的新建大队就有位社员在深水潭里拨弄“调度”着积聚在一起的树木，不小心被高速飘来的大树木撞断三根肋骨的。

　　夏天最辛苦的是 “双抢”，就是抢收早稻，然后赶在立秋（大抵是8月8号，而我们的社员总是把这个时间提前到8月1号）前插秧抢种晚稻。因为要赶季节，这大量的活儿要在短短的大约半个来月的时间突击完成，这个时节农民们起早贪黑非常的辛苦！我们生产队有个苦涩的笑话：69年“双抢”时，有一回睡梦中听到队长喊大家做早工，生产队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四十人起床，到秧田里拔秧，田边打着火把照明，干了老半天，到了歇力的时候，有人到公社门厅里一看，才知道此时才凌晨两点半钟。因为整个生产队没有一户人家有钟表，队长只能凭自己的感觉喊醒社员做早工。这样闹了几次后我花了七块多钱（差不多花了我母亲五分之一的月工资，我自己又没有钱！）托人从杭州买了一只小闹钟放在我当生产队长的房东家里。白天，背顶着炎炎赤日，双脚泡在滚烫的水田里割稻、插秧，那累，那挥汗如雨已经不屑去说它了，更要命的是那些该死的蚂蝗专找我们知青脚上的烂疮伤口上叮，还叮住不放（因为水土不服，知青们的身上个个长了很多疮，平时在一起谈话时总是用手在身上东挠西抓的，知青们戏称为这是我们的“见面礼” ）。第一个夏天下来，原先一百二十五斤体重的我，只剩下一百零四斤了。

　　秋收季节，除了收割晚稻，最重的活儿是到山上扳苞罗（玉米）然后用箩筐挑下山，还有挑火柴段（在山上用锯子锯成去除桩节的松树段，作为桐庐火柴厂的原料），这两桩活儿是男女老少社员们比气力、争高低的时候，生产队里挑得多的竟达两百六七十斤。因为是刚砍下的活树锯开的树段，看看不起眼，分量却很重。看着自己簸箕里小得有点可怜相的两段松树段，从七、八里路外的高山上（近的地方已经没有大树了）跌跌绊绊挑下山来，一过称，一百三十多斤，还不如十三四岁的小孩，但我这已经是咬着牙齿拼出老命了！

　　岭源是山区，劳作时抬腿就是山路，挑粪桶上山坡给番薯藤上肥是妇女和老年社员们的行当，我们跟着干已经是有点汗颜了，虽然只有半桶，但俗话说“百步无轻担”，何况是上坡，半路总要歇几回力的，社员们短柱一搁后面的桶靠着斜坡就停稳当了，而我和我的同学还没有这个本事，老半天都搁不牢，因为是不平的地儿，不能把担子歇下来，怕粪桶打翻，心里十分想能和社员们一样把担子停好，可以歇口气儿，只好摇摇晃晃拼命地撑牢，这时候看看我们在歇力，而实际上比挑着时还做筋骨，那个吃力呵，真是天晓得！

　　冬天，利用农闲修水利挑土抬石是常规的活儿，有时生产队为了搞副业挣点辛苦钱，从溪坑里挑鹅卵石到汽车站旁的收购站去，虽说只有两三百米路，可那全是上坡路啊，挑得少很难看，稍微像点样子，硬撑着咬着牙挑，看看并不多，一过称往往一百五六十斤。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够呛得了！

　　刚下乡时，年少气盛的我们都做好干一辈子的思想准备的 ，但是一年多下来，自己所以为自豪的特长、爱好、优势已毫无用处，因为务农么，在那时与人比得最多的就是肩挑背扛，而那恰恰是自己的劣势所在啊！真要比这，我们这二十几岁的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比不过的呀！有一位杭州的好友在信中称“可以想象得出，人家是一副可怜相，你是两副可怜相！”（指架着眼镜儿）。上山砍柴、割茅草，背毛竹，用手拌猪粪、牛粪……，啥活儿都干，为了可以不必自己烧饭吃，我还去修建於分公路，做过筑路小工。

　　那时没有任何招工、上学的消息。眼看着自己和同伴们将这样一辈子下去，前途茫茫看不到希望，下乡初时的新鲜感和豪情壮志已经渐渐地荡然无存。体力的损耗倒还能挺得过去，通过一夜的睡眠就能恢复，而我们毕竟是读过几年书，有思想，还曾经有过一些抱负的青年，那因看不到前程的精神上的惆怅和失望，实在是最折磨人的，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苦恼的心情只能自己闷在心里，不敢和任何人说，那会找来横祸；也不能和亲人说，怕他们更加担心与挂念。

　　1970年11月28日，对我来说是个多么不平常的日子啊！这天我背起行装来到桐庐中学报到，参加县工农兵学校师训班的学习。当从公社书记那里得到我将要到县里学习的好消息，我把自己辛辛苦苦种的平时舍不得吃的两三分地上的蔬菜和其他一些日用品都分送给同伴们和交给房东去处理，真有点儿“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味道！

　　师训班分文科、理科两个班，我是文科班的。班主任是李相荣老师，任教我们的语文课。现在每每想到他，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老师的形象。在我们的眼里他是有着渊博知识的老师，又是一位和蔼的兄长。他那腋下总是夹着一叠厚厚的工具书和资料，笑眯眯地走进教室的神情令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在师训班我们如久渴的庄稼欣逢甘霖，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学习得都很用功努力。当时没有课本，李相荣老师拿来他自己编的教学资料，我们几个算是字写得还好些的同学就利用空余时间自己刻蜡纸、印教材，常常忙到深夜。我们的成果------全班四五十号人，人手一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是八开大小的厚厚两大本。从汉语拼音开始，短短的四五个月我们在师训班学习了现代汉语、现代文学，还有一些初步的古汉语知识等……。

　　教我们《政治经济学》《哲学》的是博学而又治学严谨的李锡元老师，我们班上有好几位是初中还没有学多少的农家子弟，所以政治课学的东西对大家来说深奥得几近“玄学”，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又比较高，所以很多同学对他都似乎有点仰望而生畏。但是李锡元老师常常运用很多的事例把难懂的理论讲得深入浅出，使我感到受益匪浅；年轻、热情而友爱的宣锦立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她常常在课间组织我们打排球、篮球，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把她看作大姐姐。

　　正当我在当时杭城最负盛名的杭州一中的校园里读完高二的功课信誓旦旦做好向高考冲刺准备的时候，文化革命剥夺了我们读书的权利；在工农兵学校，我们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份喜悦和憧憬的心情，那份珍惜和努力的态度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得到的。

　　在桐中师训班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经常性的体育活动和文艺活动，元旦、过节师生还在食堂一起包饺子，记不得教理科班物理的石继璇老师当时说了怎样的一句幽默的绍兴话，引得在场的师生哈哈大笑，师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虽然时隔三十多年了，回忆起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情景还是那样的清晰，至今仍使人感到暖人心脾！

　　特别让人不能忘怀的是在当时的书记、德高望重的老肖带领下、我们文理两个班同学进行野营拉练的情形：钟山、松村、罗山、歌舞、百江 还有富春江翻山越岭；夜行军、匍匐在田间路旁，防空躲避“敌机”；行军中数快板做宣传鼓动……，而在宿营地演文艺节目、唱京剧样板戏，颇有水平的演出使得少有文化娱乐的山区老乡十里八乡的赶来观看，看着村民们快乐得像是过节一般的那情那景，我们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通过林林种种的形式，我们的体能和意志得到了锻炼，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发扬，办事组织能力得到了培养，终身得益。

　　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临近尾声的时候，学校又组织我们去各个公社中学见习和实习。老师们奔波十几所学校认真辅导和听每位学员的课、课后当场讲评指导。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后再组织我们上“汇报课”。我就在李老师的指导下，在文科班上了“欧阳海的故事”一课，老师又组织同学们进行分组讨论和全班讲评，于我收益颇大，印象极深。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教学实践活动，使我们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了给初中学生上课的教学程序和方式、方法。在桐中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意义是很深远的，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极大地影响了我人生旅程。

　　1971年5月，我胸有成竹地踏上了初中教学的讲堂，成了岭源中学的一名民办教师。虽然离开了桐中，但李相荣老师还数次到那偏远的山区看望我、关心我的工作，这使我深受感动和倍感鼓舞。

　　在岭源中学，因为教师缺乏，除了教语文，我还同时上两个年级的物理课（那时称作《农业基础知识》（即力学）和《工业基础知识》（电学），还上三个班级的音乐课。我任教的两届毕业班的语文，在升学考试中我的学生成绩在分水片都还算是名列最前茅的，74年升学考试我班上的学生翁国华还获得作文满分，全区语文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教学岗位上忘我辛勤的工作，我受到了学生的爱戴，农民朋友的尊重和领导的信任。我赢回了自尊，感受到了工作的快乐，看到了人生的价值！

　　回杭州后我仍然选择了教书育人的工作，在杭州人民中学工作了34年，教过初中物理，初、高中语文。担任过8个班级的班主任，其中两个班获得杭州市中等学校优秀班级集体的称号，个人多次获得优秀园丁等杭州市市级和教育系统的荣誉，干过十几年学校中层教育教学的管理工作，负责过杭州地区中等职业教学文秘专业的教学教研大组工作，连续多年参加高职招生考试的命题工作。

　　四十多岁时我有几次可以换个旁人看起来比较好的单位的机会，但是均因我舍不得那三尺讲台，舍不得教书的情结而作罢，直至退休。究其原因，想起来这都还是源于在母校桐中师训班的那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学习经历，我是在那里开始与教育工作结了缘的啊！

　　（桐庐中学）一九七一年桐庐县工农兵学校师训班学员

　　杭州人民职业学校退休教师 张松年

　　2010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