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界文化遗产的春天

　　九、世界文化遗产的春天

　　20世纪初，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萧条破败、无人管理的莫高窟在沉寂几个世纪之后，再度受到世人的关注。1942年，在于右任等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高一涵、常书鸿为筹备处正副主任，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首任所长，莫高窟从此置于国家直接管理之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隶属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是国家设立的对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进行保护、管理和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承担着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的保护管理职能。自1944年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经过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三、四代人在大漠戈壁中的艰苦奋斗，敦煌研究院已走过60年的历程，在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弘扬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莫高窟在国家的管理下，焕发了青春活力，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正式成立，当时，在事业上已功成名就的常书鸿先生，放弃内地优裕的生活条件，举家迁居敦煌，并从重庆招聘了一批画家和学者，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中央派专家组来敦煌实地考察，提出保护措施，修复了行将坍塌的5座宋代木构窟檐，抢修了病害壁画。1961年，莫高窟、榆林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据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划定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保护范围。1962年，在中国经济十分困难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出巨款，实施了1963至1966年大规模的莫高窟危崖抢救加固工程。加固后的莫高窟不仅使570多米长的危崖和350多个洞窟得到了有效保护，同时解决了洞窟间的交通连接问题，外观朴素无华，体现了当时石窟加固的水平。

　　进入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产生了质的飞跃，进入科学保护时期。敦煌研究院依靠自身力量，通过与国内外的成功合作，保护科研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对莫了科学依据。1990年10月，在莫高窟窟顶戈壁上设置了“A”字形尼龙网栅栏，2003年10月～2004年4月在中小沙丘、砂砾质戈壁地带实施的麦草方格、棉花秸方格、蜂巢式塑料网沙障和砾石压沙实验。监测结果表明，尼龙网栅栏的建立使进入窟区的积沙减少了80%。麦草方格沙障等半隐蔽沙障的实施，切断了沙源，使进入林带和窟顶戈壁的流沙大为降低，防效显著。砾石压沙增大了地表粗糙度，阻止了地表起沙，为最终解决莫高窟风沙防治探索出一条经济、有效之路；在莫高窟窟顶种植当地乡土沙生植物，建成长2公里，宽分别为12米、14米的灌木林带两条，有效阻止了风沙流速；通过对窟顶斜坡浮沙进行化学加固，有效地防止了偏东风对崖面的风蚀作用。一个工程阻沙、生物治沙、化学固沙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防护体系已经形成。在对砂砾岩石窟风化机理研究基础上，研制出PS（高模数硅酸钾）加固材料，为我国西北地区泥质胶结的砂砾岩石窟加固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针对壁画出现的各种病害，探讨壁画病害机理，通过分析实验，找到了壁画颜料变色、褪色、酥碱、起甲等病害的发病机理，在此基础上，实验筛选出新的修复材料，建立起起甲壁画、空鼓壁画、大面积脱落壁画修复工艺的规范；特别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进行的莫高窟第85窟保护项目，在壁画保护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成为执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范例。为了抢救敦煌石窟珍贵的文物信息，使之得到永久真实的保存，国家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科委先后立项，将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到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工作中来，开展壁画图像数字化存储与再现技术的科技攻关，美国梅隆基金会和美国西北大学也参与了该项目的合作研究，目前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付诸实施。敦煌石窟壁画彩塑的数字化，不仅永久保存了文物信息，还可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准确和详细的信息资料，并可制作虚拟洞窟供游客参观欣赏，为缓解石窟开放的压力、保护壁画提供了技术保障。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形成以环境监测和保护、壁画分析和修复、石窟加固、石窟档案为内容的科技保护体系，使敦煌研究院在壁画和土遗址保护领域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已成为我国石窟和土遗址文物保护的基地，并发挥了积极的辐射作用。这一系列保护措施，使莫高窟文物得到了有效保护，成为我国文物保护的典范。

　　敦煌研究院（孙志军摄）

　　莫高窟第96窟20世纪初的状况

　　1987年12月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科研人员在监测莫高窟窟区环境（孙洪才摄）

　　莫高窟窟顶的防沙林带（孙志军摄）

　　科研人员在修复莫高窟第85窟壁画（孙洪才摄）

　　在敦煌石窟历史考古研究方面，敦煌研究院经过多次考查、校勘、增补，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重要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出版发行，成为学术界研究莫高窟最为权威和实用的基础资料。依据洞窟艺术风格，采用考古类型学进行了分期断代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唐前期、唐后期、回鹘、西夏等时代洞窟的分期断代；结合敦煌文献考订出了一批洞窟的修建年代及其窟主，勾勒了敦煌石窟营造史的轮廓；清理发掘了南区窟前殿堂遗址和北区洞窟，特别是1988年至1995年，对莫高窟北区长达700米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进行了清理和发掘。通过全面清理，揭开了北区洞窟的神秘面纱，澄清了一些混乱的看法，探明该区共有洞窟248个(含已编号的第461～465窟)，基本上弄清了每个(或组)洞窟的结构、使用状况、功能和时代，北区考古成果《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继续进行壁画的图像学研究，调查、考证、解读了大部分壁画的内容，探讨了壁画内容产生的背景与石窟的性质；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对壁画的内容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研究。敦煌文献研究方面，对敦煌研究院院藏、甘肃省藏和国内外某些博物馆藏敦煌文献进行了编目、刊布，并对已刊敦煌文献目录进行了系统的校勘与增补，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利用敦煌文献的丰富资料，在对古代敦煌历史、地理、民俗、文学、世俗佛教、古代硬笔书法研究方面做出了一批受学术界瞩目的成果。

　　作为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莫高窟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至今已接待了国内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万观众。在长期的旅游接待工作中，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支熟悉石窟艺术，通晓英、法、日、德、韩等国语言，具有较高素质的讲解员队伍。他们以满腔热情向国内观众介绍敦煌文化艺术的光辉灿烂，激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介绍藏经洞文物被盗劫的伤心史，激励观众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使莫高窟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他们以富有感染力的讲解，引导国外游客欣赏敦煌艺术的精妙绝伦，感受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为外国朋友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为推动旅游事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敦煌研究院与梅隆基金会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敦煌研究院出版的部分图书

　　2000年7月“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展出

　　敦煌研究院曾多次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郑州、香港、台湾等地，10多次赴日本、美国、法国、前苏联、波兰、捷克、印度等国家或地区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以该院美术研究人员数十年来临摹的敦煌壁画、彩塑精品，向国内外观众宣传、展示敦煌艺术，所到之处均受到了热烈欢迎，引起巨大反响，为扩大敦煌石窟艺术的影响，帮助更多的人们了解敦煌艺术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1949年9月，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发出的进军令中明确指示：“解放敦煌，保护千佛洞”。50年代，彭德怀元帅又亲临莫高窟，看望坚守在莫高窟的工作人员，指示加强文物保护。中央政府也派专家考察敦煌，并提出保护措施。196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出巨款，实施了1963至1966年大规模的莫高窟危崖抢救加固工程。80年代，邓小平视察莫高窟，做出重要指示，使敦煌研究院的工作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视察敦煌，对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等工作做出指示。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各级政府的支持，是敦煌莫高窟得到有效保护的根本保证。

　　邵逸夫先生

　　平山郁夫先生在莫高窟写生

　　敦煌石窟艺术在日本展出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也得到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984年，香港著名实业家邵逸夫先生首开善举，捐赠港币1000万元，用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之后，日本友人平山郁夫捐资2亿日元，建立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池田大作先生捐资1000万日元及设备、汽车，日本政府出资10亿日元援建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徐子望，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友好人士和国内企业，也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支持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社会各界捐赠及援助的资金、仪器、设备、书籍等，极大地改善了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条件，提高了保护研究的水平，培养了研究人才，推动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一批前辈专家，满怀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来到敦煌。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在莫高窟扎下根来，开始了保护、研究敦煌石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又有一批年轻人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来到莫高窟。和常书鸿、段文杰一样，他们来到莫高窟就再也没有离开。漫漫黄沙，掩不住他们探索敦煌石窟的热情；大泉苦水，冲不走他们保护敦煌石窟的决心。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着和家人分居两地、子女无法接受正常教育的痛苦，默默无闻地守护着祖国的瑰宝，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是什么使他们魂牵梦绕？是敦煌石窟的博大精深吸引着他们，是敦煌石窟的保护期待着他们。正是这种精神，感染并影响着一批又一批青年，踩着先辈的脚印，投入敦煌石窟的保护事业。老一辈学者不仅无私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而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一辈的精神薪火相传，一批批青年学子相继来到敦煌。诚然，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他们有着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机遇，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敦煌。是敦煌的事业吸引着他们，是前辈的精神感召着他们。尽管他们失去了许多，有许许多多的遗憾，但是，在敦煌，他们发现了事业的支点，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现在，他们作为敦煌研究院的中坚力量，正活跃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第一线。

　　如今的莫高窟窟区，掩映在苍翠碧绿之中，树林阴翳，鲜花盛开，林间小径上新颖别致的石凳、石桌，是游人歇脚小憩之地，建筑设施便利、整洁，与洞窟浑然一体。徜徉其间，人们在观叹石窟无与伦比的艺术之美的同时，也为莫高窟得到有效保护而欣慰，对莫高窟的明天充满了信心。